中国1000亩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 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越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样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 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 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增加。大家不得不打起精神筹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置的主流方法，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法。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需要探寻新的方法对付自身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离得远远的都市，周围人口稀 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加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置量最 大、库容量最 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 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置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部分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置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知道到，夏季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越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置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越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大量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采用。设计采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越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置，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置设施日处置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伴随城市不断扩张，曾经地址选择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愈来愈近。即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围区域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季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季“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同”。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状况，但状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季，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推行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置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明确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地区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重压。此后，这片土地也没办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时尚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置准则拟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地址选择、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准则。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置垃圾的方法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紧急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围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大量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很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 器。经过30多年的进步，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越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置。 以印度为例，现在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置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 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装配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 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 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赖填埋处置垃圾的状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适合场合。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越5亿平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置率提升到50%。 出于多方面原因的分析，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置被视为比填埋处置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方法。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降低九成，重量降低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降低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 国第 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打造，这种在过去进步缓慢的处置方法，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依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目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置西安市每天超越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坐落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置项目将全部加入运营，每天总处置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今垃圾处置的需要。 现在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置1千克垃圾的本钱是1元 焚烧厂的打造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 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很多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借助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轻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状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准则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 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获得公众同意，但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没办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目前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大家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主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大家将不得不建设愈来愈多的垃圾处置设施，加入愈来愈多经济本钱。 据估算，现在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置1千克垃圾的本钱是1元，而绝大部分居民都没有为自身产生的垃圾的处置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进步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进步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需要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进步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要紧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现在扔垃圾太轻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本钱，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一般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便捷后续处置。 “比方说，大家发现垃圾分类‘不轻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降低垃圾的产生；大家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置是不是‘配得上’自身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准则处置。”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大家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知道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天2500吨锐减至每天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置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收购借助率超越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收购处置，有近一半被废弃，没办法再生借助。 在中国大陆，收购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收购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类型，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由于时到今天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法被分拣和处置：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收购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收购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本钱、从业职员健康本钱、再生商品的社会综合本钱等分析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收购再生实质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推行。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 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置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成效对环境治理和经济进步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进步的一个决定性原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
